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

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 「仁」是儒家的核心價值，是禮樂的原則，君子明禮才能知進退；「仁」要有真實的意義，就要靠禮樂去實踐。禮是倫理道德的具體行動，不講求仁、禮，倫理道德就要落空；但仁不是空談，是要踐行的，是需要見諸行為的。要見諸行為，便須由禮儀規範做起。然而在孔子的時代 已經是周文疲弊，禮壞樂崩，「仁」的理想更是遙遙無期。周公所造的禮樂典章制度，到春秋戰國時代，貴族的生命墮落腐敗，都只成了空架了，是窒息我們生命的桎梏。因此周文的禮樂 典章制度都成了外在的，或形式的，如此 沒有真生命的禮樂就是造作的、虛偽的、外在的、形式化的，這 些聯想統統出現。 禮樂要有真實的意義、要有價值，你非有真生命不可，真生命就在這個『仁』。所以仁這個觀念提出來，就使禮樂真實化，使它有生命，有客觀的有效性。當時，周文之所以疲弊，禮樂之所以崩壞，是因為「禮」對當時的貴族 而言，是僅剩空架子的外在形式。所以孔子說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 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「禮云禮云！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！鐘鼓云乎哉？」假使身為人卻無仁，那麼即使日日演奏著音樂，空有一大套禮數的虛殼又有何意義呢？一個人如果沒有內在的仁心本質，僅有其外在 的形式表面上合乎禮的制度節文，又如何稱得上算是禮呢？是故，禮是 因為有了仁，方才有了真實的生命。 面對「周文疲弊」的問題，當時的諸子百家各自提出對應之道。王邦雄先生說：「先秦諸子百家思想，皆通過對周文的反省，而展開了其特有的進路。」孔子看到這種現象，知道只能從「禮」來恢復「仁」， 認為只要能「攝禮歸仁」、將周文生命化，就能夠使禮樂成為有效的制度。即從聖人依人之心性所制訂的禮節規範，來降服、克制我們的妄心，讓我們皆能依禮來待人行事。依禮而行，可以讓我們行於外而誠於中，克己復禮，慢慢的回復到合情合理的本心。於是，孔子乃繼周公之後，以「仁」來發揚禮樂文化，提出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禮樂 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。而禮之本為何？可由孔子講《儀禮》孔門後學所記錄之《禮記．曲禮》看出端倪：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，決嫌疑，別同異，明是非也。…道德仁義， 非禮不成，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。分爭辨訟，非禮不決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，非禮不定。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班朝治軍，蒞官行法，非禮威嚴不行。禱祠祭祀，供給鬼神，非禮不誠不莊。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。 此處指出「禮」之功能包羅萬象，不但能「定親疏，決嫌疑，別同異，明是非」甚至連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」，從陽間之「教訓正俗、分爭辨訟」，到陰間「禱祠祭祀，供給鬼神」均不能無「禮」。 而這個「禮」，即國家的政治制度、法律規範和倫理道德。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，向來以繼承西周文化為己任，子曰：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」，其理想的禮樂教化乃是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的周文。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，他刪詩書、訂禮樂、贊周易，修春秋…，不但提出了完整的生活倫理結構與社會政治理念者，並大開私人講學之風氣，秉持著「有教無類」與「誨人不倦」的精神，使得教育不再是貴族專屬的權利，只要有心向學者，不論身份貴賤，家境貧富，人人皆得列其門牆。 司馬遷言：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。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」孔子能有三千弟子，此乃孔子教學認真，又能注重個別差異，不論學生智商高低或年齡長幼，皆能因材施教，才使得眾弟子皆有所領會，並能依自己的能力去實踐，這才使得孔子欲救「周文疲弊」之「仁」教得以順利的展開。 孔子提倡「修己」、「克己」和「慎獨」，孟子主張「養身」、「養性」 和「養氣」。儒家認為，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與國泰民安，「自天子以至 庶人，皆以修身為本」，強調「修身」是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前提 和基礎。儒家還認為，「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就是說，每一個人的道德修養猶如樹的根，國家的興旺猶如茂盛的枝葉，如果樹根枯萎了，又怎麼能有茂盛的枝葉？強調個人的修身養性關乎國家的繁榮昌盛。 孔子認為，達到「仁」的唯一條件是「克己復禮」，即克制自己一 切不符合「禮」的思想和行為。恢復周禮是孔子建立儒家核心價值「仁」的唯一途徑。雖然當時的「禮」已然只是形式而少有實質精神，然而孔 子堅持保持禮的形式文貌，期待從文貌能昇華到禮的精神，再從禮的執 行，慢慢使自己的行為合於理」，由外而內，由他律到自律，進而回 歸到仁心的自覺發用。